【仇遠的藝術成就】

仇遠（1247-1326），字仁近，一字仁父，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因居餘杭溪上之仇山，自號山村、山村民，人稱山村先生。元代文學傢、書法傢。元大德年間(1297-1307)，58歲的他任溧陽儒學教授，不久罷歸，遂在憂鬱中遊山河以終。

仇遠生性雅澹，喜歡遊歷名山大川，每每寄情於詩句之中。宋末即以詩名與當時的文學傢白珽並稱於兩浙，人稱“仇白”。他好交遊，與趙孟頫、戴表元、方鳳、黃洪、方回、吾丘衍、鮮於樞、張雨、張翥、莫維賢等文人墨客均有來往，互相贈答。方鳳在《仇仁近詩序》中說：“仇遠作詩，近體學唐人，古體效法《文選》。”仇遠生當亂世，詩中不時流露出對國傢興亡、人事變遷的感嘆，如《采薇吟》《和范愛竹》《題趙松雪迷禽竹石圖》《挽陸右丞秀夫》《懷古》《鳳凰山故宮》《朝天門城角》等。

仇遠的詞，詞風大致與北宋詞人周邦彥和南宋詞人薑夔相近。如《齊天樂•蟬》，前人在《詞苑》中也給予高度評價，認為此“極可誦”。全詞詠蟬，然語含淒苦，實際上是一首托情之詞，表露他憂鬱的心境和對現實的不滿。隻是詞意迷離，極其隱晦。

仇遠著有《金淵集》六卷，皆官溧陽時所作，清人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另有《興觀集》《山村遺集》。據詩人方回在仇遠41歲時說：“予友武林仇仁近，早工為詩，晚乃漸以不求工，有稿二千篇有餘。”看來仇遠作品至今散失甚多。詞集《無弦琴譜》，多是寫景詠物之作。《稗史》一卷，是筆記小說，文字簡潔，其中有些故事，筆調流暢，趣味橫生。

明代陶宗儀在《書史會要》中對仇遠的書法也有專門的論述。說仇遠的楷書學歐陽詢，行、草也善，傳世的作品有《七言詩卷》等。

（圖為仇遠書《自書詩》卷局部，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經典賞析】

仇遠《自書詩》卷賞析

仇遠書《自書詩》卷，元代，紙本，行書，縱34.5厘米，橫455.4厘米。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自書詩》卷末識：“戊寅七夕前三日武林仇遠頓首再拜。”前引首有“錢唐王洪為彭氏宗海書”“興觀”及“行人司副鄭雍言”、篆書“興觀”；卷末有元人石巖、俞希魯、蘇霖，明人王洪、胡儼、胡濟、瞿佑，清人龔翔麟、翁嵩年諸人題跋。鈐印數方。“戊寅”為南宋景炎三年（1278），仇遠時年32歲。《自書詩》又稱《三十八首律詩》，是仇遠寫給盛元仁的。元仁，名彪，其詩與仇遠齊名。此詩收錄於《元詩紀事》卷七、《元詩選》二集甲集，文字略有出入。帖中個別字有殘損。

此帖結體嚴謹，筆法精勁，體勢峻健，在間架結構上受歐（陽詢）、趙（孟堅）影響，使轉、牽連、停頓處用心獨特。該詩卷是仇遠存世真跡中唯一的鴻篇巨制。

（圖為仇遠書《自書詩》卷局部，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仇遠詞作意象的特色

仇遠是宋末元初的重要詞人，他那含蓄婉約、意味深遠的詞風被清代詞論傢馮金伯視為薑夔、張炎一脈，甚至被詞論傢胡薇元譽為元詞之最。仇遠的學生張翥、張雨、莫維屏是元詞大傢，張翥、張雨更是被稱為“元代詞宗”。《續修四庫全書提要》說：“元詞之不盡衰者，乃仇遠、張翥之功，而翥學又出於遠，故所系甚重。”由此可見，仇遠在宋元詞史上承上啟下的獨特地位不是其他遺民詞人所能比及的。仇遠在其詞集《無弦琴譜》裡展示瞭一個故宋遺民掩抑低徊的心曲，它包含著亡國之恨、羈旅懷鄉之苦、隱逸之思。那麼仇遠在《無弦琴譜》中所使用的意象有何特色呢？

意象是中國古代詩詞學的重要美學范疇。它是經過創作主體的審美選擇並融入瞭主觀情意的客觀物象，是情與景的統一、心與物的渾融。意象是構成詩歌意境的具體單位，詩詞作品從藝術構思來看實際是意象與意象的組合。意象和與之相適應的辭藻具有個性特點。同一意象，融入主體情意不同，襯以別具抒情主體個性色彩的修飾語，所取得的藝術風貌亦各異其趣。因而詩人對個體意象的選擇和整體意象的構架決定著詩詞作品不同的藝術風貌。

仇遠《無弦琴譜》中的意象組合比較疏朗，他註重用富有表現力的動詞、形容詞及虛詞把各種意象組合起來。通常，與“梅”這一意象相伴隨的是松竹、冰雪等；與“夜”“暮”這類意象相伴隨的是意象斜陽、殘月及意象雨聲、怨曲等；與“江南”“楚塞”這類意象相關的意象是恨草、暗柳和意象歸雁、暝鴉……在自然意象的選擇上，仇遠傾向於那些具有陰柔、纖小特征的物象，如暗柳荒城、孤雁殘鵑。無論是視覺形象還是聽覺形象，他都習慣用“斷”“殘”“孤”“暗”這一類給人傷逝、漂泊和孤寂感的形容詞來修飾或渲染。這類形容詞的運用使他的詞在美感類型上趨於冷淡、灰暗、蕭疏，這和他亡國後“悲”“愁”“怨”“恨”的情感類型相一致。（本文摘編自彭潔瑩《仇遠<無弦琴譜>中遺民心態的意象呈現》）

（圖為仇遠書《莫景行詩引》局部，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顧維嶽本仇遠《山村遺稿》的價值

清項夢昶曾廣為搜羅仇遠的詩歌，並匯編為《山村遺集》。《山村遺集》現存主要有三種版本：一是《四庫全書》本，即是據清項夢昶本抄錄；二是《元詩選》本，清顧嗣立編選；三是《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抄本，為清顧維嶽所輯。

其中，顧維嶽手輯本即《續修四庫全書》本《山村遺稿》的價值主要在表現以下幾方面：

其一，顧氏為蘇杭一帶收藏大傢，所匯集仇遠之詩多從其手書真跡而來，如此則避免瞭一些傳抄難以避免的訛誤。而項氏本則主要是從別的書籍中雜采博收，並非選自詩人墨跡，雖能做到一網打盡，但畢竟不是第一手材料，比較容易沿襲或增添詩文傳抄流傳的訛誤。

其二，從《山村遺稿》所收詩文篇目上看，顧嗣立所編《元詩選》收錄的詩最少，顧維嶽輯本比四庫本雖少收13首詩，後在鮑廷博輯《雜著補遺》加以補完；但其所收的序跋則比四庫本多出瞭《山中白雲詞敘》《趙子固臨蘭亭跋》《思陵書東坡人參地黃詩》《跋李西臺書》《跋求志齋陸仲覽居其》5篇。《李待詔虎溪三笑圖》有兩首，項本失載第二首，這也從側面反映瞭顧本的匯采之全，對統計仇遠《山村遺集》所收詩文篇目乃至其生平著述都有較大意義。

其三，從現存的三種版本相對照看來，以仇遠自書詩38首為例，顧本誤10處，而項氏本則誤達29處，元詩選本誤17處，顧本系清抄本，有幾處明顯屬於抄誤，如此可見，顧本的誤差相對較小，更接近仇遠詩文的原貌。

綜上所述，筆者以為，如果要對仇遠詩文進行整理編選，應以顧維嶽本《山村遺稿》為主，再參照其他版本，如此或可還詩文集本來面目。（本文摘編自譚勤《從故宮所藏仇遠<自書詩>長卷看仇遠詩文的編輯》）